专制：近代早期欧洲政治分析的基本概念 |【国家理论】专题
编者按
严谨而深刻的学术思考离不开基本概念，政治学的大厦便建立在许许多多成熟与定义明确的概念之上，而本文的作者则提醒我们，我们似乎遗忘了一个曾经具有广泛影响力、现在或许也十分重要的政治学与国家研究 概念——“专制”。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典型的思想史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致力于澄清“专制”的意涵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怎样的时空变迁，并且如何最终淡出了公众与学者的视野。具体而言，作者尤其关注16—19世纪的思想史，向我们说明在这些世纪里，“专制”多次完成了它在语义上的蜕变，而且由于它被运用的语境在不断变化，“专制”这一语汇也多次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催化了政治与社会现象、激发了公众与学者的政治想象力。因此，这篇围绕“专制”这一国家研究的基本概念所展开的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感谢北京大学《国家研究》荐稿】
专制：近代早期欧洲政治分析的
基本概念
作者：
〔澳〕约翰·基恩，悉尼大学政治学教授
李健，北京大学
引文格式（GB-2015）：
〔澳〕约翰·基恩.专制：近代早期欧洲政治分析的基本概念[J].国家研究,2022(01):193-211.
内容提要
“专制”或“专制主义”（despotism）一词是近代早期欧洲政治词汇中最引人注目但却被严重忽视的词汇之一。它起源于古希腊，在那时，单词“despotes”（可能来自“do-po-ta”这一迈锡尼线性文字B中的词汇）最初指的是丈夫对妻子、孩子和家奴的仁慈统治。这个词在拜占庭帝国时期被用作宫廷头衔，指在位皇帝的儿子或女婿。16世纪，尤其是在16世纪的法国，“专制”这个古老的词汇被激活了，获得了巨大的活力，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它不仅成为德国学者们所称的“基本概念”（Grund-begriff）,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而且在报纸、书籍和小册子中激发了公共争议。一段时间里，“专制”也成了东方学专家（Orientalist）的一个指称，被欧洲学者用来描述和规范地评判土耳其、波斯、印度次大陆，一直到中国和日本的人民和政府。但事实上，这个概念的意涵过于混杂，它也逐渐有了其他更具颠覆性的含义。在18世纪，当它被用于指代欧洲君主政体时，“专制”一词成为抵抗专断权力的象征。它引发的政治动荡，促使推翻了美国殖民地、海地和法国的君主制。三个世纪以来，它催生了许多关于权力的本质、政治服从的机制以及好政府意涵的重要公众争论。但作为政治分析的基本概念，它的流行却并没有持续多久。本文表明，在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专制”这一术语逐渐消失，并不再被使用。这个曾经引起公众极大兴趣、激起许多为争取权力和反对权力而展开生死斗争的语汇，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被留在了历史的垃圾堆里。这一情状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问题：“专制”或“专制主义”的观念在今天是否仅仅是一个能够满足考古爱好者的文物，还是它仍然与我们在当下理解当代政治的轮廓和冲突的努力密切相关。
关键词
专制；东方专制主义；专断权力；自愿为奴
“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
据史料记载，“专制主义”最初是为了赞美基督教欧洲并将其与东方列强加以区分的一个术语。它是一个东方学专家所使用的指称，是一个在欧洲人的想象中富有战斗性的词汇和一个作为基督教世界贬损伊斯兰世界这一悠久传统的新表现形式的关键术语。从16世纪开始，借助于驻君士坦丁堡的欧洲大使馆提供的关于大领主苏丹所作所为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官方报告和传闻轶事，奥斯曼土耳其逐渐被视为具有诱惑力的黑暗专制力量的完美化身。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专制”是破坏个人财产、因国家禁止出版所造成的普遍无知、残忍苏丹的性变态和专断统治的代名词。“专制”被理解为一种以苏丹的后宫（seraglio）为中心的政治秩序，这是一个超乎想象的奢侈空间，统治者通过臣属管理权力，但这些臣属一旦不幸失宠，就会被勒死。后宫意味着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在后宫中有众多奇特的角色，包括侏儒、哑巴、黑人与白人太监以及一群基督教出身的被俘妇女，他们被精心挑选出来以满足一个更倾向于“反常”行为的统治者的肉欲。18世纪的法国政治作家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就是这么想的。他掌握的关于波斯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鞑靼人、暹罗人、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次大陆人民的报告使他相信，他们是“专制”的帮凶和受害者。许多其他观察家也同意他的观点，其中包括东印度公司的英国雇员亚历山大·道（Alexander Dow）上校，他的著作《印度斯坦史》（The History of Hindostan，1772）被广泛阅读， 其中包括一篇《关于印度斯坦专制制度的起源和本质》（“A Dissertation Concerning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Despotism in Hindostan”）的论文。亚历山大·道确信，“穆罕默德的信仰是专门为专制设计的……这是使得东方那种政府能够得以永久延续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上校说，其他原因包括恐惧、频繁洗浴的催眠效果和闷热：“印度炎热的气候引起的倦怠，使当 地人倾向于懒惰和安逸”，以及“随心所欲的劳动”（the labour of being free）。禁止饮酒更加剧了臣民们的麻木：“它阻止了人们自由地表达情感，而这种自由表达能够将人类从对他们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的冷漠中唤醒。”他还说，“专制”的受害者“变得冷漠、胆怯、谨小慎微、内向和怀有私心；对那些使人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真诚坦率的炽热激情和令人愉快的心灵升华感到陌生”。
“东方主义”认为懦弱的印度教徒沦为穆斯林“专制”的牺牲品，这一观点被广泛接受，但也不无挑战。同时令人惊奇的是：“专制”这个词的意义和政治功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18世纪，“专制的幽灵”—— 这是18世纪在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地理、宗教和法学方面的翻译家、作家和学者安克蒂尔-杜佩隆（Abraham-Hyacinthe Anquetil-Duperron）经常引用的一个短语——开始萦绕在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地方。由于种种原因，在大西洋地区，尤其是法国，“专制”成为受过教育的特权阶层内部激辩的公共话题。
一个影响深远的原因是，一些更有见地的作家正面提出了挑战，他们质疑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1748）中所提出的有影响力的论断。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专制”是亚洲主要国家的“自然化”（naturalised）特征。他的著作无疑对许多思考18世纪下半叶亚洲社会的欧洲人产生了影响，学者、商人、旅行者和帝国的缔造者们把“东方专制主义”的论点全盘吞下。但是，当欧洲人开始收到大量来自欧洲以外世界的新报告时，“东方专制主义”这一正统观念遭遇了智识上的商榷。这些挑战行为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让这一类别 范畴的边界得以软化：开阔了这一范畴的思想内涵，拓宽了这一范畴的囊括范围。这个类别变得更难以预测、更不稳定以及在政治上变得愈发混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一些作家敢于质疑关于东方世界的标准叙事图景。那些将注意力集中在亚洲，并与正统观点持不同意见的人所写的最有影响力的杰作之一是安克蒂尔-杜佩隆的《东方法律》（Legislation Orientale，1778）。它指责孟德斯鸠和其他人错误地描述了东方的政府和社会，建构了“一个在任何地方都并非真实存在的专制制度体系”（unsystème de despotisme qui n'existe réellement nulle part）。杜佩隆强烈主张，土耳其和莫卧儿帝国的政治秩序并不是由被阿谀奉承的官员侍奉的暴君（despot）运用专断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的案例。亚洲也有奴隶，但不是每个人都被奴役，事实上，这些政体的统治者与他们的臣民借助习俗、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的力量相互约束。他们的行动受到以下因素的限制：名人和宗教权威的对等权力、寻求正义的请愿者、法院协商会议 （court con-sultations；durbars）的行动以及可以被广泛获取的载有政府事务细节的公报。他们的权力同样受到宗教多样性的民风和法律保护的制约，就像如果身处阿克巴（Akbar）的早期莫卧儿帝国，这一清单还应当再加上土地和贸易的财产权；杜佩隆甚至坚持认为，在奥斯曼土耳其，私人财产权得到了比英国更好的保护。
《东方法律》巧妙地指出了关于“专制主义”的讨论是如何与商人和传教士的欧洲帝国扩张关联在一起的。杜佩隆不仅质疑那些他所言的“没有证据的断言”（assertions sans preuves），而且提供了对东方政体更准确的描述。通过将东方的政治组织描绘成专断权力的不稳定体系，“专制主义”的话语认为，欧洲的殖民是一份慷慨的礼物，因为它为那些一直在专制制度所带来的恐惧、暴力和不平等下受苦的人民带来了社会稳定性和良善、合法的政府。因此，杜佩隆指责他的反对者使用“专制主义”一词作为借口，为欧洲人在亚洲实行的压迫开脱。例如，反对者们坚信东方政体并不致力于保障私人财产权，这就成为殖民者收夺土著人土地的理据。但是杜佩隆预言，通过将被殖民者诽谤为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帝国扩张本身反而将给东方人民施加屈辱和苦难。
作为一名学者兼冒险家，安克蒂尔-杜佩隆陈述了他的观点并被后来的杰出学者采纳。对他来说，这理应是件好事。但是，命运发生了奇怪的扭曲，他的案例以一种他绝不希望的方式被一些作家和政府官员接受或延伸了。这些作家与官员认为东方的专制制度有一些具有吸引力的特征，而这意味着，东方专制制度的某些方面是值得欧洲效仿、应当在欧洲大地上生根发芽。他们援引18世纪以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 另译“弗雷德里克二世”）为代表的强势君主所推动的改革为例，确信专制可以是仁慈的。最早以这种方式推论的思想家之一，是著名的反对酷刑和 死刑的米兰作家切萨雷·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在其著作《论犯罪与刑罚》（Dei delitti e delle pene，1764）中，他提出了一种新型的仁慈君主制（benevolent monarchy），在这种君主制中，“许多人的专制只能通过一个人的专制来纠正，暴君的残忍与他的力量不成比例，而是与他必须对付的障碍成比例”。俄国的凯瑟琳二世 （Catherine Ⅱ）仔细阅读并引用了他对未经分割的权力的辩护；也正是这个时候，这本书为贝卡利亚寻得了与哈布斯堡王朝改革派统治者玛丽亚·特蕾莎 （Maria Theresa）和约瑟夫二世 （Joseph Ⅱ）共事的机会。毫无疑问，专制政府最具影响力的拥护者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们。在路易十五（Louis XV，1710—1774）长期统治的最后几年，他们提倡一种基于他们所描述的“自然法”（natural laws）——比如允许谷物自由贸易——的新型绝对君主制（absolute monarchy）。他们说，政府的工作是保障这些自然的和必要的政府法令以 及社会法律的自由运行，他们自豪地称这种基于“自然法”的政府为 “合法专制” （despotisme legale）和“开明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按照这些路径，考虑到像凯瑟琳二世和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Leopold of Tuscany）这样的统治者的例子，米兰贵族朱塞佩·格拉尼（Giuseppe Gorani，1740—1819）同样发表了一个被广泛阅读的“真正的专制”（true despotism） 案例，“真正的专制”通过加强致力于积极摆脱束缚性的税收体制、规则和规章制度的君主制，来释放贸易和商业的市场力量，反对诸如教会、治安官和地方议会等中间机体（intermediary bodies）的社会等级特权，最终确立“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在这一问题上，弗朗索 瓦·魁奈（Frangois Quesnay）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Le Despotisme de la Chine，1767）的描述更为尖锐。他坚持认为“中国的政府”令人印象深刻，当然也值得效仿，因为它是一个“合法专制”（legal despotism），“帝国的君主将帝国的最高权力完全掌握在他自己手中”，并始终运用“明智的和不可更改的法律”，即“自然秩序的法律”。
专断权力 （Arbitrary Power）
这样的推论角度与蔑视东方专制政体的旧东方学家是完全一致的。它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一个不那么积极的原因：它证明，在某些时刻，欧洲知识分子很容易被“专制主义”为他们展示的有关不可分割的主权权力、专制庇护和就职的幻想所诱惑。然而，历史记录显示，知识分子与“专制主义”的共舞激起了公众的愤怒反弹，质疑者认为专制是一种全球现象与威胁。这种语义上的转变有更深的根源，在17世纪下半叶，“专断和专制权力”这一短语首次被小册子作者使用，来攻击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绝对主义”（absolutism）。18世纪，这一自上世纪下半叶延续下来的麻烦终于爆发，并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后果，然而吊诡的是，这一事态却是在格拉尼和魁奈的帮助与杜佩隆的善意下产生的。1727年，“专制”或“专制主义”这一具有新内涵的单词从更古老的法语 “despotisme” 进入英语 “despotism”，它很快便加入了革命的力量。这一转变是由几种 因素共同推动的，包括对专制政体所占优势的普遍警惕，越来越多能够证明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君主政体领土野心的证据，以及一些戏剧性的政治事件，比如路易十五的政变（1771）和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第一次分裂（1772）。在某位在位君主坦率自白的帮助下（腓特烈二世写道： “在君主里面，现在不缺怪物，将来也不会缺。”），政治激进派开始声称，欧洲的君主制度开始与其他地方的专制政体相似，比如两者都制定了咄咄逼人的税收政策，都致力于镇压宗教上的少数派，以及通过不受限制的专断权力来争取公众舆论。
这种新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8世纪杰出的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著作。还是在他那本经典著作《论法的精神》中，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专制政体的统治者是无所顾忌、不计后果的（reck-less）。“当路易斯安那州的野蛮人想要水果时，他们会把树砍倒来采集果实，这就是专制政府的行为方式。”在专制政体中，弥漫在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猜疑并对彼此感到恐惧的心理状态不断滋长，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臣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悬而未决。他们被这个可怕的格言支配：“一个人应该根据他自己反复无常的意愿来统治国家。”在他的早期作品《波斯人信札》 （Lettres Persanes，1721） 中，孟德斯鸠表达了类似的思想， 只不过这一次是以书信的形式，通过呈现身处法国的波斯旅行者的寓 言，孟德斯鸠描述了被“恐惧、黑暗和惊骇”所笼罩的波斯后宫生活。“专制”（在孟德斯鸠心目中，这种政治制度指的是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 的君主制）是残酷的专断权力的同义词，意味着为背信弃义和不正义开 脱的可憎法律。专制制度培育了对无限财富的盲目渴望以及那些喜欢“战利品和胜利”的君主，这些君主沉醉在自己所谓的“君主荣耀”之中无法自拔，滥施恩惠，狂予名誉但“不过问他们的真正功德”，甚至 “处死所有忤逆与触怒他们的人”。专制政体是由醉心于权力的暴君统治的，“如果三角形能够创造一个神，那么臣民就会形容他们的君主具有三条边”。
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这一伟大的启蒙艺术和科学参考著作的著名联合主编，也是向专制政体与专制君主发难的先锋者之一。“一个专制统治者”，他写道，“即使他是最好的人，按照他自己的良善意愿统治国家，也是犯罪。”他又说：“第一个专制统治者，公正、稳重、开明，是大灾难；第二个专制统治者，公正、稳重、开明，还将是一个更大的灾难；但是第三个人，如果他能在所有这些伟大的品质上取得成就，这将是一个国家所能遭受的最可怕的灾难。”他的同胞记者、国会议员和图书管理员让-路易斯·卡拉（Jean- Louis Carra）呼吁他的公民同伴们抵制专制，因为专制政体威胁要在法兰西国家的民情（meurs）、财富和自由的废墟下“奴役”他的“美丽”祖国法兰西。在“坦诚与愤怒”的感化下，对压迫法国人民“九百年”的专制制度的反抗终于迎来了胜利的结局。卡拉补充道：“多么伟大的胜利！”虽然由于他的影响力，卡拉后来还是被当地嗜血的雅各宾派革命者送上了断头台（1793年10月），但他的观点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产生了回响，被英国作家、英国国教牧师维西西姆斯·诺克斯（Vicesimus Knox）所赞同，诺克斯以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之名攻击英国君主制，引起 了巨大的轰动。“人类美德和幸福的最大敌人是专制（Despotism）”，他用大写字母怒吼道：“看看整个地球的表面，再看看人类，这个承载着造物主的荣耀、担当着造物主代表的物种，竟然在专制的影响下萎靡不振，就像温带气候的植物被炎热地区的太阳炙烤一般！”他还说：“专制政体的确是一株来自亚洲的植物；但是被那些长期生活在亚洲的人带到了这里，那些人将它栽种于温室之中，不知疲倦地培育它。这样，即使在我们这般寒冷、对它并不友善的气候里，它竟不断生长，乃至开花，并最终结果。”这种认为专制与气候条件无关，可以传播，并威胁各地的自由的观点，在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羽毛笔下获得了最广泛的普及。他那轰动一时的公开出版物——《人权》（Rights of Man， 拥有爆炸性论点与影响力的第一部分于1791年3月在伦敦出版），痛斥各地专制政府的专断权力。“傲慢的政府就是专制”，他写道，“但如果加上轻蔑，情况就更糟了；而为轻蔑付出的代价就是过度的奴役。”他还回忆起自己积极参与美国殖民地居民对抗英国帝国军队及其德国盟友的军事斗争时的情景。“这种政府体制......让我想起了一位在战争后期被美国人俘虏的布伦瑞克士兵对我说的话：‘啊！’他说，‘美国是一个美好的自由国家，它值得人民为之奋斗；因为我也了解我自己的国家，所以我知道这其中的区别：在我的国家，如果君主说吃稻草，我们就得吃稻草。’上帝保佑那个国家吧，我想，不管是英国还是其他自由受到德国政府原则和布伦瑞克君主们保护的地方！”
这本书的本意是向聚集在杜松子酒馆、咖啡馆里和公共广场上的尚未识字者大声朗读，事实证明，这种修辞非常有力。它展示了，一个过去的意涵带有深刻偏见的术语如何在政治上变得富于攻击性和进步，以支持基于权力分享和民主代表制的政府。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之前，在整个大西洋地区，专制的话语和对其反复无常的专横的谈论已经成为抵抗君主专断权力的致命武器，无论他们的品质是迷人的、仁慈的还是残忍的。专制统治者作为“怪物”的形象成为保卫社会、对抗因一时冲动和野性而“犯罪”的统治者的政治叙事的中心。后来，上了年纪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曾担任美国第一任副总统和第二任总统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在共同回忆中记录了这种语义上的转变。亚当斯透露说：“我的政治信条的基本条款是，专制，或无限主权，或绝对权力， 和一个平民议会的多数，一个贵族顾问会，一个寡头联盟和一个单一的皇帝是一样的。他们都同样的专断、残忍、血腥，并且在各个方面都是恶魔。”杰斐逊表示同意：“我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不会不抱这样一个希望：光明和自由正在稳步前进......即使野蛮和专制的阴云再次遮蔽了欧洲的科学和自由，这个国家仍然会为他们保留和恢复光明和自由。简而言之，在1776年7月4日点燃的火焰已经蔓延了地球上太多的地方，不可能被专制的脆弱机器扑灭。相反，他们将消耗这些机器和所有使用它们的人。”
“自愿为奴” （Voluntary Servitude）
随着18世纪后期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性剧变，“专制主义”的整个理念内涵在一段时间内得以延续。除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之外，还有人使用“专制主义”这一语汇。苏格兰人詹姆斯·密尔 （James Mill） 在他于1818年首次出版的三卷本《英属印度史》（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中认为，“专制主义”不仅是来自亚洲的异域产物，而且是一种存在于所有还在形成中的国家的“半野蛮”（semi-barbarous）政府形式。在詹姆斯·密尔的观点中，专制制度是不受知识和纪律约束的欲望和想象的产物，它最极端的变体是“印度的政府形式”及其“有辱人格的和有害的从属制度系统”（degrading and pernicious system of subordina-tion）。他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John Stuart Mill） 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哲学家和国会议员，以一种奇怪而矛盾的方式阐述了这一要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保留了他父亲的思路，他说，由于 “人民自身没有自发改善的希望”,私有财产权和“好的专制统治者”（good despots）的缺失是亚洲社会的标志，因此，他们在政府和财产事务上的改善需要来自殖民列强和“中间”机体（“intermediate”bodies, 如东印度公司）的帮助。“专制”这个词曾经被用作东方主义的意符 （Ori-entalist signifier）, 现在它成为殖民和帝国话语中的一个关键词。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写到，“专制是应对野蛮人的一种合法政府模式，前提是，他们的目的是改良”,为此则需要，他总结到，一个“充满改良精神的统治者”、一个为自身在未来能够被代议制政府取代铺平道路的“充满活力的专制制度”。
非常有趣的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专制”这个词被用于几乎相反的目的，被用来强调一个崭新的现象：臣民对以“人民”（the people）的名义统治的统治权力的自愿服从。横贯大西洋地区的许多思想家、诗人和散文作家的著作都关注到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自愿为奴”的奇异机制，他们都指出，专制是一种奇怪的和令人费解的统治形式，因为“实行专制”（despotize,这个词已不再使用）的“专制者”（despotists）通过与他们轻信和顺从的臣民签订一份“无声的契约”（silent contract）, 实际上成功地培养了民众的支持。在人们的心目中，孟德斯鸠更多的是因为他将专制理解为以恐惧为核心要素的专断统治而被铭记，不过，他有时也指出，现代专制制度助长了臣民在错综复杂的权力蛛网中的纠缠。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指出，专制统治者的统治在功能上需要依赖他人，他们靠向臣属给予恩惠而充满活力，他们以那些勤奋的马屁精的“忙碌的懒惰”（busy laziness）为生。专制统治者们认为，他们的“君主威严”使他们能够对任何表现出忠诚的人施惠，而不管其功德如何，因此，谄媚可以得到回报这一点所依据的规则是，“只要决定赋予他们荣耀，就会使他们变得出类拔萃”。
这一要点的意涵比孟德斯鸠想象的还要丰富。一个世纪后，颇具影响力的英国自由民主主义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一次辛辣的讽刺中坚持认为，“精妙的专制”（good despotism）将“松弛和削弱人民的思想、感 情和精力”的艺术培养到完美。德尼·狄德罗简洁地表达了这一点，“一个公正开明的君主的专断统治总是不好的”，他写道，“他的美德是最危险的，也是最可靠的诱惑形式：它们使人民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热爱、尊重和服务他的继任者的习惯，无论继任者是谁，无论他是多么邪恶和愚蠢。”
这里提到的统治者诱惑的政治危险有很深的东方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 “despótēs” （ 由dómos“家庭”和 pósis“丈夫，配偶”而来）, 甚至到它在阿维斯陀语与梵语中的最早的同源词（阿维斯陀语：dəng patois,“房子、家庭的主人”;梵语：dampati-s）。我们要注意“专制统治者”（despot）这个词最初的积极含义，它的意思是主人有责任照顾好他的家庭，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些现代早期观察家称赞专制的仁慈品质。但是其他大多数人都厌恶和害怕它对其时的统摄，而 “自愿为奴”很快就被大西洋地区的众多政治思想家和作家视为专制的黏合剂，其中不仅包括贵族——费奈隆（Fénelon）和孟德斯鸠也在其中，也包括激进的共和主义者——如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和约翰·特伦查德 （John Trenchard）, 他们担心国王和普通民众可能在恩惠、养老金、操纵和贿选这一组合的基础上结成持久的联盟。那些研究“自愿为奴”问题的人经常说，专制远不止是一个人为了他自身的利益而独掌大权，或者是东方土地上的瘟疫。他们坚持认为，现代专制制度真正令人担忧的特点是它引诱和奴役臣民的方式，它通过败坏和摧残语言、家庭生活、伦理和社会习俗与仪式来做到这一点，它破坏了公民之间的平等和友爱。专制使臣民沐浴在恩惠之下——雷纳尔神父（Abbé Raynal）注——而这种恩惠导致“人民的沉沉暮气……被仁慈体贴的行为维持着”。专制制度养育了专制统治者，它把自己的臣民训练成爬行动物、谄媚小人和马屁精。
狄德罗的同伴，法国数学家、音乐学家与哲学家，《百科全书》的另一位联合主编让-巴蒂斯特·勒朗·达朗贝尔（Jean-Baptiste le Rond d'alembert,1717—1783）也加入了讨论，他建议进一步研究“恩主专制” （despotisme des bien-faiteurs, 基于恩惠、恩宠和恩赐的专制）这一主题。（他说）专制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它使公众批评瘫痪的方式，专制统治使作家依赖于他们的赞助人，从而腐蚀了“文学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摧毁了他们清醒的思考能力、面向公众的雄辩技艺和勇于谴责不受约束的权力的能力。盎格鲁-爱尔兰政治家、令人敬畏的作家埃德蒙·柏克 （Edmund Burke）对专制的危险发出了类似的警告。他将其描述为这样一种政府，在这种政府中，“所有低等的权力体都只受最高意志的支配”, 他警告说，这种政府的蔓延将使得，“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地方不受它权力的影响，而在少数几个人们仍旧享有所谓自由的地方，自由持续性地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虽然柏克大力谴责专制是一种任性、愚蠢和暴力的统治，但他也注意到它具有奇怪的吸引力和无法朽坏的品质：“事实是，”他写道，“这种不自然的力量既腐蚀了心灵，也败坏了人的理解力。为了防止任何改良的希望，国王总是被一群臭名昭著的谄媚者所包围，而这些谄媚者也会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使国王失去了理智，直到一切正直和正义的想法被完全从他的头脑中抹去。”
19世纪中叶的几位主要的公共思想者对现代专制制度的蔓延感到焦虑，他们试图对“自愿为奴”的整个概念进行新的转化。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担心，生活在代议制政府处境下的公民可能会被国家的官僚机构活活吞噬，在这种政治生活中，“人民的所有集体利益以为人民自身的原则而得到管理，所有与集体利益有关的思想观念也都是围绕这一特征展开的；在这种政治生活中，他们放弃了自主思考的思想活力，这是他们的观念得以被塑造的前提，而此种自我否弃乃是经过了他们的同意”。然后，公民们就会把“事情交给政府处理，就像交给神意处理一样”。他们对政府政策的顺从“意味着他们其实对此毫不关心，并且如果他们对自身的境遇感到不满，他们也会像接受大自然伟力的降临一样接受他们的处境”。密尔关于“自然化”（naturalised）奴役的想法是受到了他的熟识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的启发，后者早些时候曾将专制的腐败效应与代议制民主的动力机制联系起来。他认为，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一种温和但具有高度侵略性的奴役形式出现了，而这种奴役形式却与民主权利的增长密切相关。他写道：“我认为这种威胁处于民主处境中的人民的这种崭新的压迫形式是前所未有的。”他想到了一种新的民众统治（popular domination） 形式，非个人的但具有侵略性的中央集权国家权力的增长促进了这种统治形式。从给饥饿的人提供面包和给失业者提供工作，到照顾病人和教育青少年，在这些范围广泛的事务之中，政府越来越多地插手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民主平等（democratic equality）和“人民”的话语（talk of“the people”）下，政府成为人民生活的监管者、检查员、顾问、教育者和惩罚者。这种趋势没有被“罕见而短暂的自由选择实践”——定期选举仪式所干扰，而资本主义制造业的兴起也加强了这一趋势。新生的工业阶级（与马克思不同，托克维尔把资本和劳动力放在一起，并将其称为“贵族”）呼吁政府规范工人的生活，并提供港口、运河、道路和其他被认为是为着创造财富而必需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国家直接参与制造业，雇用大量工程师、建筑师、机械师和熟练工人，托克维尔断言，随之而来的国家行政力量的扩张比以往任何一种形式的专制制度都更具侵略性和控制力。“公民们一天天地落入公共行政的控制之下，他们不知不觉地向公共行政交出了越来越多的个人独立性。而正是这些公民，曾经不时地推翻君主的宝座，践踏国王的双脚，现在却越来越毫无反抗地就服从一个职员最细碎的命令。”这种现代形式的专制以其所具有的温和（gentleness）品性而感到自豪，它声称要废除宗教法庭的火刑（autos-da-fé）、镣铐和刽子手，它的使命是“教化”（civilise）臣民，旨在建立一种能够使人感到仁慈、温和并且生活能够得以改善的、包罗万象的控制技术。这种专制主义抛弃了可被识别的暴君，它使“自愿为奴”的管理艺术臻于完美。它培养了一种形式的规训权力 （disciplinary power）, 这种形式的规训权力将公民视为臣民，却还能赢得他们的支持，并剥夺他们参与政府事务或关心公共利益的意愿。“在这些（公民）之上，一种巨大的、保护性的权力得以抬升，它负责确保他们的快乐，并监视他们的命运。这种力量是绝对的，它关注细节，富有规律性，具有远见并温和”。他补充说：“它心甘情愿地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但它却希望成为这种幸福唯一的代理人和仲裁者。它为他们提供安全，能够预见和满足他们的需要，引导他们处理他们所需要处理的主要事务，指导他们留下临终嘱托，并划分他们的遗产。”在扩大“民主化的平等”（democratic e-quality） 的名义下，新型专制“使自由意志的运用变得不再那么有用，并且更加罕见；它把意志的活动限制在一个更小的空间之内，一点一点地从每个公民那里窃取了这个本该属于他们（原文如此）自己的东西。平等让男人们（原文如此）对所有这些事情做好了准备：它让他们倾向于忍受这些，甚至常常倾向于把它们视为一种好处”。
结 语
詹姆斯·密尔和他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以及托克维尔对 “专制”这个术语的采纳，最终成为它的绝唱。由于种种原因，专制的概念逐渐从政治生活中消失，这些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自由主义帝国的乐观主义”（liberal imperial optimism）有关，这种乐观主义认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和代议制政府会在大西洋沿岸地区的中心地带出现。没人能预见即将发生的事情：两场全球战争、空中轰炸、集中营、化学武 器、极权主义和原子弹，还有于本世纪初开始抬头的、对美国人后来称为“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政治体制的可行性的新质疑。在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字典仍在不断重复陈旧的定义，好像它们有义务记录过去的事情似的；此外，学者们也不时对“专制”这个课题产生转瞬即逝的兴趣，但他们对此要么感到轻蔑，要么只是出于对古董的兴趣。例如，19世纪末的一本词典将“专制统治者”定义为“对他人行使或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专制”是“对他人的绝对控制”。这个定义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一想到一种过时的统治模式已经被自由主义的议会制政府所超越，人们就只会感受到一种对老古董的厌倦之情。
在学术方面，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另译“埃米尔·涂尔干”）对孟德斯鸠作品的研究是观念转变的征兆。迪尔凯姆的作品指责这位大师误导性地迷恋主权和国家形式，迪尔凯姆帮助埋葬了整个“专制主义”观念。他说，作为深层社会秩序的政治症候的君主制和专制 应当被视为副现象，真正需要做的工作是对其特殊的社会动力机制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解释。迪尔凯姆说，把国家形式“第一眼”视为“最重要”动力机制的坏习惯制造了一个误解。“由于统治者站在社会的‘顶峰’，可以被理解的是，统治者通常被称为政治体系的‘首脑’，所以人们认为一切都取决于统治者。”事实上，迪尔凯姆认为，政治形式是深层社会动力机制的外在表现，君主制就是分化、利益的特殊性和对荣誉的争夺等社会因素的表现。而专制，则与君主制不同，这是一种“废除所有社会秩序、没有劳动分工的君主政体，或者是一种除统治者外人人平等但均处于奴役状态的民主政体。它就像一个只有头活着的怪物，头部吸收了身体的所有能量”。
在20世纪早期，这样的处理确保了“专制”成为一个只属于过去政治语言的僵尸术语。还有一些并非主流的政治科学家、律师和记者继续使用这个词，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们明智的建议却被忽视和遗忘了。像“专政”（dictatorship）、“统合主义”（corporatism）、“独裁”（autocracy）、“全能国家”（total state）和“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样的术语盛行。“专制”或“专制主义”成为一个已然被遗忘的、属于过去时代的关键词。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从略）
〇 荐稿：北京大学《国家研究》编辑部
〇 排版：程祎帆
〇 审校：杨晔 大兰